| 鲁迅死在一九四九年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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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朗废 | 出处：未知 | 2005-6-2 9:03:09 | 阅读次 | 蚂蚁爬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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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鲁迅之子周海婴出版了一本关于他和父亲鲁迅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该书的最后篇章“再说几句”里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默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时间大波轩然，众说纷纭。有人忙着考证对话的真伪，有人批驳“对话”的荒诞，有人则认为这是一个了不得的重大发现，有人则讨论“毛罗”对话的意义和内涵。其实这些都不过是白忙乎。
毛泽东会不会或者有没有讲过那番话其实已经不重要。他作为一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产生了如此重大影响的人物，其所作所为自有其思想性格的逻辑；他的某一两句话是否存在其实已经是无关宏旨的。毛泽东作为一个已经逝去了的政治人物，他的全部的作为历史的活动，无不暴露和昭示了他的真实的思想、性格和精神。因而实在无须某句话证实什么，也不能因为某句话的不存在而证伪什么。这就是所谓的盖棺论定。也许，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的历史活动及其思想的内在的主观世界的真实目的永远会是个谜。但是作为一个君临天下的革命领袖，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统治者，他的专制独裁者的本质特征是确凿无疑的；他在思想文化上的专横独断，也是没有疑问的；他对政治上的异己和竞争对手的打击更是残酷无情。那么，即使没有那么一两句话，鲁迅活在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执政的毛泽东时代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
要是鲁迅活在1949年之后会怎样？可能出现的结局会有就几种，而主题和色彩则只能是一种——悲剧。
在沉默中死亡——悲剧之一。
依鲁迅的特立独行不屈不挠的个性。他必定试图说话，因为正如他在一九二七年在暨南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所预言的：“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的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这个预言应验了两次。辛亥革命成功后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让他得出这样的一个论断。所谓的国民革命——大革命之后的蒋介石极权专政和共产党革命之后的的毛泽东独裁，则先后两次印证了这一预言。
即使会吃苦头，鲁迅也要说话，这是由他的个性所决定的。可是他发现自己所面临的却是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控制与罗网。首先是人际环境，人人都在欢呼胜利，歌颂伟大；知识分子都在诚惶诚恐检讨自己的思想，有不少著名的学者、专家、艺术家纷纷表态，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鲁迅很快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种比国民党时期更为严密的罗网和更坚固的牢笼中。在国民党的高压下，起码还可以变换着花样组织一些“自由”的社团，书局、杂志和刊物，能让他发出一点点声音。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还应蔡云陪元培先生的邀请，任聘于大学院，每月从政府处领得三百月薪，然后写些攻击政府的文章。可是在红色专政体制内，所有的社会组织都是同质的组织，所有的言论工具和传媒都操纵在党国手中。胡风等人不是提意见要搞什么“同人杂志、同人出版社”吗？结果他们的下场居然是被打为“反革命集团”，紧接着的“反右”运动，更是让人不寒而栗。鲁迅只剩下对着空气说话的自由，这空气当然也不是国民党时代他在个大学院校演讲时所面对着大批听众的操场上或礼堂里的空气。这空气要么是他发牢骚时的客厅的，最多也就是他所参加的大小会议会场上的。而一旦他真的在会场上发表意见，那些臣服于毛泽东的“大多数”与会者，也许就会应毛泽东的提议，以最“独裁”的民主表决方式让他闭嘴，或者一致通过把他赶出会场。鲁迅不过是又一个梁漱冥而已.鲁迅还有对着空气说话的自由，普通的平民百姓经过“反右”的扫荡，就是连对着空气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鲁迅只有生活在无奈、愤怒和绝望之中。最终他只好采取不合作的沉默。然而一代文学巨匠，一个伟大的批判家，居然沉默，对于独裁者就算是重大的胜利了。“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鲁迅终于在沉默中死去。首先死去的是他的精神和思想，然后是他的肉体。可是只要他肯沉默，死去的时候还可以获得很大的哀荣。不过身上覆盖的已经不是那张黑白分明的“民族魂”旗帜，也许是国旗，也许是党旗，如果他竟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话，也并非什么奇怪的事情。
绝望中的逃亡——悲剧之二。鲁迅不愿意在沉默中死去，然而他也不可能有在沉默中爆发的能量。即使他不改斗士的性格，不放弃批判的精神。面对种种疑问和困惑，他大声提出质疑和追问；面对种种荒谬和舛误，他无畏地发出抗议和批评。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危险，并非来自于毛泽东会亲手下达扼杀和逮捕令。他的危险来自在毛泽东操纵下的文艺界的领导集团，来自在毛泽东操纵下的革命群众的斗争运动。由《清宫秘史》到《武训传》，由“思想改造”运动到批判“胡风集团”，鲁迅不明白，怎么革命成功之后的文艺创作竟然与政治扯上了那么大的干系；他也不能理解，思想政治的批评可以那样粗暴地代替了文艺批评。尽管凭着他过去形成的巨大的声望，能躲过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反右”运动的恶浪。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场针对鲁迅的批判运动展开了。这甚至不是因为鲁迅还在坚持他的批判精神，而仅仅是因为他做不了象郭沫若之流那样的“歌德派”，成为与领袖酬酢唱和的“御用文臣”。他便不可能自外于这场风暴。即使已经没有人再追随他，也会有人虚构出一个“鲁迅反革命集团”出来。毛泽东则在超然地高高在上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他在等待着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的投降；他不能容忍一个昔日的文化旗手和战斗模范在政治上的堕落和不合作，他不能任由一种曾经能够为共产党利用掌握的思想文化资源发生变异，更不能允许一个曾经能够为共产党的革命脸上贴金的人的倒戈。毛泽东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打倒鲁迅。至于是否会在肉体上消灭鲁迅，天才会知道这个“伟大领袖”脑中的念头。事情的结局就要看革命群众的行动了。那一年，刘少奇已经被更名换姓，在河南郑州的某个神秘的地方被火化掉了，然而毛泽东却从来不曾下达过消灭刘少奇的指示。这才是最恐怖的一种政治。
鲁迅在声讨的浪潮中苟延残喘，在红卫兵小将的围堵中一筹莫展。他一直撑到文化大革命的荒诞绝伦的高潮的到来。他很快发现，自己以前曾经提倡的战斗精神和斗争方式——“痛打落水狗”，被红卫兵小将们牢牢地掌握了，他们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嘛。鲁迅本来在“反右”运动中就成了一只“落水狗”了，待到文化大革命的大潮汹涌而至，岸上满是“呐喊”的革命群众，鲁迅要想爬上岸去怕是不可能了。风雨如磐，浊浪排天。不断有当权派、专家、学者、作家、诗人被抄家，遭围攻，受批斗乃至被折磨至死的消息传出来，不断有某某人自杀身亡的传闻和噩耗。依鲁迅的性格，他是绝对不会自裁的，不屈的抗争才是他的风格。可是现在的世界是“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的时代，“租界”自然是寻不到了，他更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阴阳怪气“南腔北调”地写他的《且介亭杂文》了。人间变做了炼狱，处处可闻血腥，从精神与心理的角度看似乎这是一个比1927年的广州和上海还要黑暗恐怖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危机的关头，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广东籍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先生由广州南下大鹏湾，偷渡香港，最后流亡国外。这条消息在暗地里传播，刺激着鲁迅绝望的神经。正好，许广平就是广州高第街人。广州是中国一个与海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华侨城市，它的居民与香港的关系更是密切。当然以鲁迅的声望在香港也不难寻找得到帮助他的人。这个鲁迅当年视为畏途的香港，如今竟然成了与翻天覆地的中国大陆距离最近的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在许氏家族一众亲朋的秘密联系策划下，鲁迅一家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旧帽遮颜”踏上了一艘小渔船，悄悄地消失在大鹏湾上浓重的迷雾之中。
第二天，即有香港的报纸用通栏的标题以传闻的形式报道了这件轰动一时的新闻。惟有有大陆背景的《大公报》和《文汇报》保持了沉默。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从深圳湾汹涌而起，冲击着香港的海岸。鲁迅只是把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很快就转移到了法兰西的的土地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九十高龄的鲁迅在法国病势，中国大陆的报刊对此保持了一致的官式的箴默。
悲剧的诞生——神坛上的偶像。这是一种最让人感叹嘘唏的结局，也是二十世纪东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群体中最普遍的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悲剧。无数知识分子怀着理想立于战斗的壕沟之中，却在革命的神坛上凄然幻灭。鲁迅的声望始于辛亥革命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役，他由彷徨而至呐喊，成为了向旧世界战斗的精神偶像。又由于他对于旧政权决绝的反抗，对于新世界的向往、欢呼和支持，他被视为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同时被树为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领域上的一面旗帜，而毛泽东则是思想政治领域的领袖和绝对的权威。在1949的开国大典上，鲁迅被邀请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比肩而立，共同迎接伟大的一刻，接受万众的欢呼，俯视广场上的狂热的游行队伍。在这个观礼台上，鲁迅第一次听到人们呼喊某个革命领袖“万岁”，而这个革命领袖又谦逊地把“万岁”的祝语还给“他的人民”。这个高傲的批判者，一生最恨奴性。当年胡适前往南京拜访蒋介石的时候，称呼蒋介石为主席，鲁迅毫不客气地予以讽刺，甚至还把新旧帐一起算，嘲讽胡适当年入故宫拜谒溥仪，不知是否叫的是“皇上”。声声万岁，分明刺耳，但是在那样一个狂热的时刻，在那么一个盛大的庆典上，一切似乎顺理成章，自然而然。
无须盖棺论定，毛泽东就已经把那个著名的论断和评价赠予鲁迅。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就成了左翼作家的领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在中共执政之前就已经被人们称誉为中国的“高尔基”。1949年之后，象高尔基一样，鲁迅也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崇高的地位，他不再是一个社会国家权力系统之外的人，不再是体制外的激奋的反叛者和独立的批判者；因而他不再是哪个被嫉恨、被通缉、被盯梢的危险人物。那么他是谁，他是什么？他也许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由于他在介绍外国美术理论，推动中国木刻版画方面所做的巨大的贡献，他多半还会被推举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名誉主席。鲁迅有政府专门拨给的津贴、专用的小汽车、专用别墅。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常常是他的座上客。景仰他的工人、农民、教师、学生、知识分子、妇女等各界的群众，每天络绎不绝地从全国各地前来拜访他，向他致敬问好。他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神一样的人物。在巨大的声望的笼罩下，鲁迅已不再是自己。和现当代中国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的人生轨迹呈现出相同的走向和特征：首先是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然后是同情革命或投身革命的风暴之中。鲁迅这异类的重量级的人物在革命成功后成为了革命政权和革命领袖的衷心的拥戴者和仰慕者。比如郭沫若、柳亚子等等。其次，追随革命的知识分子目睹着革命的成功以及革命后的新鲜生活气象，再加上由延安时代起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他们变得自动自觉心悦诚服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转变自己的灵魂与思想观念。
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文化名人，已经没有了退路。舆论一律、言论控制实际上已经堵死了所有知识分子的个体话语的空间。他们既已在世界观上向共产党靠拢和急剧转变，同时统统成为了新的社会体制内的工具和棋子。身份、意识、心态、情感的变化，使他们不再有批判的意识，也不再有批判的资格和能力。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密控制，只是令千百万知识分子臣服的原因之一。其实最关键的却是从思想价值和世界观入手对知识分子的灵魂进行改造，然后掘去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经济基础，就没有任何人再能够保有独立的人格了。对于鲁迅、郭沫若之类的顶级的知识分子，党和政府也许还要僭用一个“人民”的名义，给予他们巨大的声誉和崇高的地位。这些东西就象一根巨大的无形的绳索束缚着他们的身体和精神。要批判反抗新的权力者和新的体制，已经成了一件不情愿、痛苦而又万难作出的选择。就象高尔基一样，鲁迅只能在内心的困惑孤独中度日，对于执政党与当权者，对所谓的革命与人民的“情感依附”，使他不再有批评的勇气和力量，甚至他也会象高尔基和罗曼·罗兰一样，在目睹了种种荒诞和令人困惑的现象之后，依旧只能选择沉默，而且还会千方百计为新政权和领导人寻找行动依据，为他们辩诬。鲁迅的创作还能继续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不能说他想说的，他也不愿说他所不想说的。就象现代文学史上大多数知名作家一样，在1949年之后，再没有任何能够与他们的声望相称的作品产生。比如郭沫若、巴金、茅盾、曹禺等等。他也许会尝试着实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歌颂新政权，写写工农兵、塑造新形象。可是无奈，那不是他所擅长的。虽然他有机会到各处去走走看看，可是他所了解到的一切只是增加了他的困惑，给他带来不安，刺激着他的良知。
鲁迅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冲突，纠缠着痛苦和挣扎，也许就会有中国版的《莫斯科日记》，名字也许就叫做《北京日记》。可是这部日记也被作者封存了，遗嘱说明，这部日记只能在他死后三十年后才能公之于世。鲁迅和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既有对党和国家的以及“人民领袖”的“情感依附”；又有对披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外衣的旧式帝皇权威的崇拜和服从；还有对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封建专制的“法、术、势”的箴默和服从。悲剧的诞生是必然的。这就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必然。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乘着五·四的狂飙觉醒，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追求个性的解放和自由。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在革命的大潮中放弃了对思想自由、政治民主、人的平等的追求，走向了彻底的堕落。知识分子的堕落导致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堕落；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堕落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堕落。鲁迅活在1949年之后，会怎样？他或者在“沉默中死去”，或者是在“绝望中逃亡”，或者是在神坛上演出悲剧。不管那一种可能，他的结局都是“死亡”，是精神先于肉体的死亡，悲剧是唯一的形式。
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按照鲁迅的遗嘱封存了三十年的《北京日记》终于解冻。人们恍然大悟，为一代伟人叹息嘘唏。原来如此！历史的逻辑不会因为毛泽东说过或者没有说过某一番话而改变。就连一个民族最优秀的人才和伟大杰出的人物都有堕落的可能的时代，是一个怎样黑暗可怕的时代，又是怎样一个值得我们这个民族深刻反思和记取的时代！可是我们并未做到真正的自省与忏悔。
二○○三年一月九日
选自朗废著<饥饿时代的记忆>,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03年8月北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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